1646年，张献忠离开四川前，把老婆孩子全杀了，部将孙可望不解，张献忠解释道：“我也是名震天下的大英雄，怎么能留下小孩子，让他们成为敌人的俘虏呢？那不是丢我的脸吗？”

1646年深秋，成都城笼罩在一片萧瑟与肃杀之中。往日里作为大西政权都城的繁华早已褪去，街道上行人稀少，城墙上的旗帜残破不堪，空气中弥漫着硝烟与绝望的气息。大西皇帝张献忠，正站在蜀王府的高台上，望着城外连绵的战火，神色凝重如铁。此时的他，已经做出了一个震惊全军的决定——率主力北上，与入川的清军决一死战，而在出发之前，他要亲手了结自己的老婆孩子。

帐内，刀光映着烛火，气氛压抑到了极点。张献忠的妻儿被带到面前，一个个面色惨白，眼神里满是恐惧与不解。张献忠手持长刀，眼神决绝，没有丝毫犹豫，亲手斩杀了自己的至亲。帐外的部将们听闻动静，个个噤若寒蝉，无人敢上前劝阻，唯有跟随他多年的得力部将孙可望，实在按捺不住，闯进军帐，扑通一声跪倒在张献忠面前，语气中满是不解与哀求：“主帅，您为何要对自家妻儿下此死手？就算我军兵败，我们也能护着家眷突围，何必要断绝血脉，落得这般地步？”

张献忠缓缓转过身，长刀上的血迹滴落在地，发出滴答声响。他看着孙可望，脸上没有丝毫悲戚，只有一种近乎偏执的坚定，语气沙哑却有力：“我张献忠也是名震天下的大英雄，纵横江湖十余年，割据蜀地称帝，怎么能留下小孩子，让他们成为敌人的俘虏？那不是丢我的脸吗？我宁可亲手了结他们，也不让他们落入敌手，受辱于人！”

孙可望望着主帅冰冷的眼神，心中一片冰凉。他跟随张献忠多年，从陕北起义时就追随左右，看惯了他在战场上的悍勇无畏，也见识过他治蜀时的严苛狠辣，却从未料到，这位叱咤风云的枭雄，会对自己的骨肉如此绝情。可他也清楚，张献忠的性格向来极端，一旦做出决定，就绝不会更改，再多的劝阻也无济于事，只能默默起身，退出军帐，心中满是唏嘘与无奈。

张献忠之所以做出这般极端的决定，并非一时冲动，而是源于明末乱世的残酷现实，以及他刻在骨子里的骄傲与偏执。明末时期，天下大乱，战乱频仍，战场之上，战败一方的家眷往往逃不过悲惨的下场——要么被掳掠为奴，受尽折辱；要么被当作人质，用来要挟敌军将领；更有甚者，会被直接斩杀，以儆效尤。这种残酷的战场规矩，张献忠早已见惯不怪。

张献忠出身贫苦，早年在陕北老家饱受官府压迫，1630年，陕北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，24岁的张献忠毅然投身起义军，凭借着过人的胆识与悍勇，很快在起义军中崭露头角，逐渐拥有了自己的队伍，以“八大王”的名号纵横天下，成为明末农民起义军的核心力量之一。十余年间，他率领起义军南征北战，先后攻占武昌、长沙、成都等重镇，势力范围不断扩大，最终于1644年八月攻占成都，定都称帝，建立大西政权，改元大顺，以成都为西京，开启了他治蜀的历程。

对于张献忠而言，“八大王”的名号、大西皇帝的尊荣，是他一生的骄傲，他把个人名声看得比自己的性命还要重要。在他看来，自己纵横天下，从未向任何人低头，若是战败后，自己的妻儿落入清军或明朝残余势力手中，成为对手羞辱自己的工具，那便是奇耻大辱，是他绝对无法接受的。与其让妻儿受辱，不如亲手斩断这份软肋，保住自己最后的尊严——这便是这位明末枭雄，在绝境之中做出的极端选择。

而此时的张献忠，早已陷入四面楚歌的绝境，斩杀妻儿，也是他对现实的无奈妥协。1644年，李自成攻破北京，崇祯帝自缢身亡，明朝灭亡，但天下并未太平。清军在肃亲王豪格的率领下，大举入关，一路南下，1646年，豪格奉命率军入川，围剿张献忠的大西政权。与此同时，明朝残余势力在西南地区集结力量，地方武装也纷纷起兵反扑，张献忠的控制区一天天缩小，成都这座他苦心经营的都城，已经岌岌可危，再也守不住了。

内有残余势力作乱，外有清军主力压境，大西军节节败退，兵力损耗严重，粮草补给也陷入困境。张献忠清楚地知道，自己已经无力回天，北上迎敌，或许只是殊死一搏，能否取胜，他心中也没有把握。在这样的绝境之下，他不愿让自己的妻儿成为自己的拖累，更不愿让他们落入敌手，于是便做出了斩杀妻儿的决绝之举，打算轻装上阵，与敌军拼到最后一刻。

在撤离成都前不久，张献忠还处理了另一件震动全军的大事——江口沉银。1646年初，张献忠已经察觉到局势不妙，意识到成都难以坚守，便决定提前转移大西政权积累的大量金银财宝，为后续的军事行动储备物资。他亲自率领大西军，从成都顺岷江而下，打算将财宝转移到相对安全的地区，却没想到，在眉山彭山区江口镇一带，遭遇了明朝参将杨展的伏击。

当时的杨展，率领明朝残余部队，凭借着对岷江地形的熟悉，在江口镇设下埋伏，等到张献忠的船队经过时，突然发起猛攻。大西军猝不及防，船队被截成数段，陷入混乱之中。杨展的部队擅长水战，又占据了有利地形，不断向大西军的船队发起进攻，还采用火攻战术，点燃船只，江面之上，火光冲天，惨叫声、厮杀声、船只燃烧的噼啪声交织在一起，场面极为惨烈。

张献忠见状，知道大势已去，若是让这些金银财宝落入杨展手中，不仅会壮大敌军的实力，更是对自己的又一次羞辱。于是，他当机立断，下令将船上装载的所有金银财宝全部沉入江底，绝不留给敌人。据史料记载，当时张献忠的船队规模庞大，船只首尾相连，几乎堵塞了整个岷江江面，火攻之下，大量船只被焚毁，船上的金银财宝也随船一同沉入江底，沉入江中的财宝不计其数。

这些被沉入江底的财宝，来源十分复杂。一部分是张献忠早年攻占武昌时，从楚王府掠夺的珠宝玉器、金银古玩——楚王府作为明朝藩王的府邸，积累了数百年的财富，是当时天下最富有的王府之一，张献忠攻占武昌后，将楚王府的财宝洗劫一空，尽数收归己有。另一部分是他入川后，通过征收赋税、掠夺地方富豪等方式积累的财富，当时四川地区经济发达，物产丰富，张献忠凭借着手中的兵权，搜刮了大量金银。此外，还有一部分是大西政权建立后，自己铸造的西王赏功金币、银币，这些钱币铸造精美，含金量、含银量极高，是大西政权的象征，主要用于赏赐有功的将领。

江口沉银的事件，在《明史》《荒书》《蜀碧》等史料中均有记载，但由于没有实物佐证，长期以来，这一事件一直被视为传说，备受争议。直到近年来，考古工作的开展，才终于证实了这一传说的真实性，让沉睡在江底数百年的财宝重见天日。

从2005年起，眉山彭山区江口镇的村民，在岷江河道采砂、捕鱼时，陆续发现了一些零星的文物，包括银锭、金币、首饰等，这些文物的出现，引起了考古部门的重视。2016年，国家文物局正式批准对江口沉银遗址进行水下考古发掘，从2017年到2020年，考古工作者先后进行了三次大规模发掘，累计出水文物超过五万件。

这些出水文物种类繁多，涵盖了金册、金币、银币、银锭、首饰、兵器等，其中，刻有“大西大顺二年”字样的金册，直接印证了这些财宝属于大西政权；西王赏功金币、银币的大量出水，也与史料中关于张献忠铸造钱币的记载完全吻合；还有大量刻有地名、年份的银锭，清晰地记录了这些财宝的来源地和铸造时间。这些实物证据，不仅证实了江口沉银事件的真实性，更直观地展现了当时大西政权的财富规模，也为研究明末农民起义和大西政权的历史，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。

江口一战，张献忠损失惨重，不仅丢失了全部财宝，部众伤亡也十分惨重，只能被迫弃船北撤，士气受到了极大的打击。这场战役，也成为张献忠命运的重要转折点，让本就陷入绝境的大西政权，更是雪上加霜，为后续的覆灭埋下了伏笔。张献忠本想靠这些财宝维持军力，支撑起大西政权的统治，却没想到，一场伏击战，让他多年积累的财富付诸东流，也让他的翻盘之路变得更加艰难。

回顾张献忠建立大西政权的历程，可谓充满了波折与争议。1644年八月，张献忠率领大西军攻破成都，随后定都称帝，建立大西政权。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，他模仿前朝的政治制度，设立了各级官职，完善行政体系；同时，他还开科取士，录取了一批四川籍的官员，比如欧阳直、吴继善等人，试图拉拢地方士绅，赢得当地百姓的支持；此外，他还制定了《大西律》，规范社会秩序，试图建立一个稳定的统治秩序。

这些举措，本是为了稳固大西政权的统治，推动四川地区的恢复与发展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。但遗憾的是，这些举措在实际执行过程中，却伴随了大量的杀戮行为，给四川地区的百姓带来了沉重的灾难，也让张献忠留下了残暴嗜杀的骂名。

当时在四川传教的西方传教士利类思、安文思，在他们所著的《圣教入川记》中，详细记载了张献忠的杀戮行为，其中提到，张献忠曾在成都立过“七杀碑”，碑文写道“天生万物与人，人无一物与天，杀杀杀杀杀杀杀”，字里行间充满了极端与残暴。此外，清初四川巡抚张德地等人的奏折中，也多次提到张献忠每攻下一城，往往会屠城泄愤，滥杀无辜，导致四川地区人口锐减。明末清初的学者费密，在其所著的《荒书》中，也对张献忠的暴行进行了详细记录，描述了当时四川地区的惨状。

不过，关于张献忠的杀戮行为，后世的研究一直存在争议。一些学者指出，清朝官修的史书，比如《明史》，可能带有一定的政治偏见——清朝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，抹黑明末农民起义军，很可能夸大了张献忠的杀戮规模，将当时四川地区的人口锐减，全部归咎于张献忠的屠城行为。

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胡昭曦，通过多年的研究，结合史料记载和考古发现，提出了不同的观点。他认为，张献忠在统治四川期间，确实有过杀戮行为，尤其是在面对明朝残余势力和地方反抗时，手段较为残酷，但史料中记载的杀戮数字，被严重放大了。他指出，张献忠在成都期间，还进行了开科取士、设立官职、制定法律等一系列制度建设，如果他真的将成都整座城市夷为平地，滥杀无辜，那么这些行政安排和制度建设，就根本无法顺利进行。此外，1646年张献忠撤离成都前，虽然下令焚毁了部分宫殿，但清军入川后，成都依然有居民存活，这也从侧面说明，张献忠并没有对成都进行彻底屠尽。

事实上，明末四川地区的人口锐减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，除了张献忠的杀戮行为之外，清军入川后的征战、地方武装的混战、瘟疫的流行、饥荒的爆发，都对四川地区的人口造成了严重的影响，不能将所有责任都归咎于张献忠一人。而张献忠之所以被贴上“残暴嗜杀”的标签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清朝官修史书的刻意抹黑，以及后世对历史的片面解读。

在张献忠的一生之中，他与另一位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的关系，贯穿了他们起义的始终，两人既有过并肩作战的情谊，也有过反目成仇的竞争，他们的命运，也深深影响着明末的历史走向。

1635年，河南荥阳召开了一场重要的起义军大会，当时明末十三家起义军的首领，包括张献忠、李自成、罗汝才等人，均出席了这次会议。当时，明朝朝廷调集大量兵力，对起义军进行围剿，起义军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。在这次会议上，各位首领经过激烈讨论，商定了联合作战的方略，决定分兵多路，协同作战，共同对抗明朝军队。这次荥阳大会，是明末农民起义的重要节点，它凝聚了起义军的力量，改变了起义军被动挨打的局面，为后续的起义发展奠定了基础。

在荥阳大会之后，张献忠和李自成曾并肩作战，相互配合，多次击败明朝军队，势力不断壮大。但随着两人的势力越来越强，彼此之间的分歧也逐渐显现出来。张献忠性格桀骜不驯，野心勃勃，而李自成也不甘人后，两人都想成为起义军的领袖，争夺天下，矛盾也随之不断激化。

1638年，张献忠在湖北谷城接受了明朝的招安，被授予副将之职，驻扎在谷城。当时，李自成依然坚持抗明，与明朝军队展开殊死搏斗，得知张献忠招安的消息后，李自成十分不满，认为张献忠是贪生怕死、背叛起义军的行为，两人之间的隔阂进一步加深。而张献忠的招安，其实只是权宜之计，他只是想借此机会，休养生息，积累力量，等到时机成熟，再重新起义。1639年，张献忠果然再次起兵反明，虽然重新加入了抗明的队伍，但他与李自成之间的矛盾，却再也无法化解。

1641年，张献忠率领部队攻占襄阳，杀死了明朝襄王朱翊铭，缴获了大量粮草和物资，声势大振，成为当时最具实力的起义军首领之一。同年，李自成率领部队攻破洛阳，杀死了明朝福王朱常洵，同样声势浩大。两人分别攻占重镇，杀死明朝藩王，形成了相互竞争的态势，彼此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升级。当时，张献忠的部将孙可望曾建议张献忠，与李自成联合起来，共同抗明，形成合力，早日推翻明朝的统治。但张献忠却拒绝了这一建议，他说道：“各有各的天下，不必强合。”在他看来，自己有能力争夺天下，不需要依靠李自成，两人之间，只能是竞争对手，而不是盟友。

1643年，张献忠率领部队进军湖广地区，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，而李自成则率领部队北上，直逼明朝都城北京。1644年三月，李自成攻破北京，崇祯帝在煤山自缢身亡，明朝正式灭亡。同年八月，张献忠率领部队攻占成都，定都称帝，建立大西政权。此时，李自成已经在北京建立了大顺政权，张献忠则在成都建立了大西政权，两人各自占据一方，形成了对峙局面。

但好景不长，无论是李自成的大顺政权，还是张献忠的大西政权，都没能坚持太久。清军入关后，迅速南下，先后对大顺政权和大西政权发起猛攻。李自成的大顺政权，在清军的打击下，节节败退，很快就覆灭了；而张献忠的大西政权，也面临着清军的围剿，加上内部矛盾重重，兵力损耗严重，最终也难逃覆灭的命运。1646年，张献忠在北上迎敌的过程中，在四川西充山被清军射杀，结束了他叱咤风云的一生，他建立的大西政权，也随之覆灭。

张献忠的一生，是充满争议的一生。他出身贫苦，奋起反抗，凭借着过人的胆识与悍勇，纵横天下十余年，建立了自己的政权，成为明末农民起义军的核心力量，他的起义，沉重打击了明朝的统治，推动了历史的进程。但与此同时，他又性格极端、残暴嗜杀，尤其是在统治四川期间，制造了大量的杀戮，给百姓带来了沉重的灾难，留下了千古骂名。

参考资料：

1. 《张献忠传》，四川人民出版社，2019年版

2. 江口沉银遗址考古报告（2017-2020）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，2021年发布

3. 《明末农民起义史》，顾诚著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2016年版